非常焦虑，最多的时候欠债200多万，而且我当时找的助手都是大学生，都是同学的一些弟子，他们当时就很无助地看着你，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的主持搭档戴军称，当时李静身边所有有点钱的朋友她都去借过了，甚至她的房子也押了出去。“那段日子，我看她喝醉过几次，哭过几次，和她妹妹大吵过几次，心绞痛发作过几次。但每次过后，她还是该干嘛就干嘛。这是她过人的地方。” 　　这一点得到了李静母亲的确认。每次回家借钱，李静都会从母亲那里得到爽快的答复，虽然家里不是特别有钱，但绝对百分百支持。“后来我问妈妈，为什么愿意陪着我玩，我妈说因为怕看到我想不开。她说那时一想到我欠了那么多钱，就很着急，甚至半夜会突然坐起来，但一看我睡得呼呼的，就觉得这个孩子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 　　为了和广告客户吃饭，她也会穿上很昂贵的晚装，化了浓妆去应酬。出门前，她会倚在门框上，回头很娇媚地说：兄弟们，等我的好消息啊。那时候的她美艳不可方物，但那瘦弱的背影却让人觉得辛酸。吃完饭，带着酒气回到公司，她脸上的妆也晕了开来，被打回原形的她显得很无助。然后大家继续讨论节目，而广告的事却音讯了无。 　　这种艰辛让李静慢慢地意识到了经营的重要性。当时主流的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如光传媒、欢乐传媒等，这些公司与电视台的合作关系都非常简单，就是把节目免费给电视台，然后电视台给你几分钟的贴片广告。如果按照市场价值估算，这几分钟的广告费用一年下来可达上千万，但问题是，电视台不负责给你卖，这是节目制作公司自己的事，而对于当时没有任何客户资源的李静们来说，这无异于一张空头支票。 　　在交了一年多的“学费”之后，李静决定放弃单纯靠贴片广告过日子的生存方式，她想出的办法是卖节目。“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把发行总编叫过来，我说我要卖节目，他说不可能，说从来没有卖过节目，中国电视台只有买电视剧，没有买过节目。”李静说，她决定亲自披挂上阵。 　　我坐着飞机、坐着火车自己出发，去地方电视台，跟人家说我做了个节目。那时大多数地方电视台还很少有外面的节目，人家就说你先回去吧。我说我不走，你们得看，你们看了我再走。人家还挺好的，毕竟原来在央视积累了一些关系，他们带我吃喝玩乐，而我心里根本都没有心思吃喝玩乐。 　　记得是在湖北，他们带我去汉正街附近吃饭，饭店门口正好那儿有一个拉二胡的，一个瞎子艺人在那儿卖唱。他们还特高兴，让我吃这吃那，然后有一个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