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30年的中国人,你到底在文化方面是更倾向于美国,还是更倾向于中国?"很多媒体喜欢问我这个问题. 1999年之前,我的回答总是:我是一个多文化背景的科学家,因此我能够理解两种文化的不同.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是,回到中国后,我才发现,自己对这一点其实过于自信了. 1999年1月31日,刘挺来希格玛面试的时候,是从哈尔滨坐火车来的,他很优秀,最终得到了微软的offer.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说:刘挺认为,研究院说他们既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火车,其实潜台词就是让大家坐火车,这样节省费用. "啊!这不可能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美国长大的我习惯了直截了当的表达.我说既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火车,意思是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作选择. 我发现,由于大家的成长经历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我有时候无法洞悉员工的内心世界,我感到很急迫,我不希望大家拐弯抹角,而是有话直说. 因此,刘挺进入研究院工作时,我特意把他找来谈心.解开了刘挺的心结,但是,这不等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发现,在中国,大家习惯了做老板要你做的事情,没有对老板说"不"的习惯. 一个下午,我召集研究院所有员工到"指南厅"开会.首先,我请凌小宁介绍一下在微软美国多年体验的文化,他在白板上写下了一个让员工诧异的题目——如何对老板说"不". "你有权力说‘是’或者‘不’.我们中国人总是以为,我是为老板工作的,所以总是想,老板会怎样想.其实,你做事情不是为你的老板,而是为你的公司.你拥有这个项目,你就拥有权力.你应该相信,在你自己的领域里,你比老板懂得多,比开复懂得多,开复也不是万能的……" 接下来,我跟大家敞开心扉,先讲了"火车票与飞机票"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个研究机构,开诚布公是那么重要. 我说:"这件小事让我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大家的想法,对很多问题也没有解释清楚,这让我感到很内疚.如果过去,我没有更好地了解大家的想法,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都可以做到开诚布公地交谈.我希望,你们能把研究院当成你们的家,把研究院的同事当成你们的家人!"说完了,我期待地看着大家. 这时,一位副研究员站起来,鼓足勇气说:"开复,作为‘副研究员’,我们总是担心两年以后能否转正,根本无心作研究!你知道吗,现在‘正研’和‘副研’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我们甚至认为我们和‘正研’不是一家人." 听到这里,我条件反射般地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我理解大家会有这种顾虑,但是你要想留在微软,就不要想后路." 很明显,大家对我的"公关回答"很不满意.一名副研究员接着说,"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