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九八年开始至今，积极财政政策在中国已实行了四年。中国财政部部长、副部长今年则分别公开表示，积极财政政策仍将持续至少两到三年的时间。

　　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下滑仍未见底。亚洲开发银行预计，今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负的百分之零点八。明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形势也不容乐观。专家认为，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对中国的影响还将进一步显现和持续。若全球经济继续放慢，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能淡出，在力度上还应有所加强。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测算，此前三千六百亿元人民币的建设债券在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二000年分别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了一点五、二点一和一点七个百分点。一系列数字表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直至今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行对中国经济能够一枝独秀，功不可没。

　　但此间的经济专家认为，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在特殊时期内使用的特殊手段，对市场培育、资源配置效率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损害，并非保持经济发展的长远之计。

　　但中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将面临在着一系列棘手问题。目前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不得不借助政府的力量。为减轻改革产生的阵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不得不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其深层次改革的进行、产业机构的调整创造较为宽松的条件。

　　此外，中国的国债虽未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但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跟不上，其国债究竟将产生何种影响，目前仍属难料。要想继续发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必须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以便将增发国债消化于经济增长中。

　　正如经济专家之担心，接连四年甚至更久的积极财政政策会否形成经济增长对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在中国力量原本就不强大的民间资本会否将长期处于弱势状态，政府配置资源的比例越来越高，会否将弱化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易纲曾称，在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下，每当税收增加一元，相应增加的社会成本就可能大于一元。而当财政花出一元钱时，由于政府效率和其他一些机制还不够健全，很有可能在花一元钱的同时造成的损失要大于一元钱。

　　在中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发行国债的同时，中国的个人储蓄却持续上升直指七万亿元人民币。业内人士认为，入世后的中国，一些原本对民间资本设限领域的逐渐开放已是大势所趋。若能将降低民间投资成本，改善民间投资环境，正确引导该部分资金，则目前许多需要政府投资的项目可以由民间资本来替代。

　　专家建议，目前形势下，中国政府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应注重中国经济微观层面的改善，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交还给市场，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