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经济起飞要早于中国，中韩两国在服装出口贸易的发展阶段上存在着时间差，而以“外史”为“内鉴”不仅可以让中国在服装出口贸易的发展上少走弯路，而且还可以将韩国发展服装出口的成功经验进行“韩为中用”。下面来分析一下我国与韩国在服装出口政策上的差异。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经济成长过程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而后又将经济发展的重心向重化工业和信息产业转移，这也正是韩国服装出口规模出现大起大落的历史背景。

　　对于我国的服装工业来说，应当从韩国服装出口发展过程的起伏入手，对韩国服装出口促进体系的过去与现在加以借鉴。一方面，之所以要借鉴韩国服装出口促进体系的过去，其原因主要在于韩国的经济起飞要早于中国，中韩两国在服装出口贸易的发展阶段上存在着时间差，而以“外史”为“内鉴”不仅可以在服装出口贸易的发展上少走弯路，而且还可以将韩国发展服装出口的成功经验进行“韩为中用”。另一方面，之所以要借鉴韩国服装出口促进体系，其原因主要在于韩国服装出口现在面临的形势在未来某一发展阶段，我国的服装工业也有很大可能要面临，因而，就中国的服装出口发展方向而言，研究韩国服装出口贸易发展如何能够通过由注重依赖价格竞争向注重依赖非价格竞争的导向转变以实现“增收不增产”，根本目的应当在于以韩为镜，未雨绸缪，迎接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韩国服装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自身的一套相对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但由于中韩两国的国情差异，将这一套政策体系完全移植到中国来也是不现实的。

　　相对来说，促进韩国服装出口的宏观政策体系的形成，受到除了服装工业外许多政治经济要素的左右，有些政策的确对于服装出口的推动作用比较明显，但只在韩国可以采用，在中国就不可以采用，像韩国在经济起步阶段并不鼓励外国直接投资，而是以政府担保对外借款作为利用外资的主要手段，但中国特别是对中国服装工业来说的利用外资，在很大程度上就需要依靠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此同时，促进韩国服装出口的微观政策体系的形成则主要受到市场因素的左右。由于微观体系仅仅涉及到与韩国服装出口有关的促进政策，这种政策体系可调节性很强，因而也成为中国服装出口贸易发展的借鉴重点。

　　具体来看，对于要进一步发展出口贸易的中国服装工业来讲，在借鉴韩国出口促进体系方面，有必要在明晰什么样的政策不需要借鉴和什么样的政策借鉴不了的基础上，最终才能确定现阶段在服装出口的促进体系方面需要向韩国借鉴什么样的政策。

　　一方面，韩国促进服装出口的某些政策是针对韩国自身存在的某些劣势而推出的，我们并不存在这样的劣势，因而也就没必要在政策借鉴上“全盘韩化”。例如，韩国服装工业在促进出口贸易方面近年来有许多政策体现为“增收不增产”导向，这是我们难以借鉴的。应当看到，韩国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于其经济总量来说已经接近充分就业状态，韩国在服装出口上“增收不增产”的政策导向是其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造成的，属不得以而为之，而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据充分就业的目标甚远，工资对劳动力供给的弹性要明显高于韩国，完全有条件在政策导向上走“增收也增产”的路子。

　　另一方面，韩国促进服装出口的另一些政策的实施尽管成效显著，但我国的服装工业却不具备效仿的条件，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不能照搬。例如，韩国在制定促进服装出口的某些政策时基本上可以不必考虑其自身服装出口对国际市场服装价格行情的影响，这是因为韩国的服装出口规模毕竟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韩国在世界服装市场上还只能是“贸易小国”。相反，作为“贸易大国”，中国在制定促进服装出口的某些政策时就不能不看到其自身服装出口对世界服装市场价格行情的影响。

　　不难看出，韩国服装工业对国际市场的影响与中国同行相比差距甚大。按照小国模型，韩国促进服装出口的政策可以理解为无界假定，只要有条件，韩国的服装出口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无限”增长。相反，按照大国模型，中国促进服装出口的政策可以理解为有界假定，即在一定时期内的政策导向只能是追求服装出口规模的最大化。

　　当然，韩国促进服装出口的政策体系对中国服装工业的出口贸易发展来说，可借鉴之处还是主要的，如在同业情报交换制度/同业间专业化分工/研制开发的协调/工业发展基金/高级化育成等诸多方面的政策均值得细细咀嚼，最终为我所鉴。具体到如何借鉴，还要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恕在此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