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被国务院常务会议，列为第四季度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实际上，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今年以来逐月攀升，8月份已经达到了28.5%的增速记录。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可能过快增长，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对中国政府所提示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之一。在不久前结束的IMF与中国第四条款磋商中，IMF提醒中国要防止信贷和投资再度过分扩张。(根据基金组织章程第四条款，IMF每年一度与成员进行磋商，讨论和评价成员的经济政策)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风险，关键的风险与投资相关。”IMF与中国进行第四条款磋商报告公布之后，IMF驻华首席代表瑞·布鲁克斯(Ray Brooks)对本报表示。IMF还建议中国人民银行收紧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包括采取行政手段抑制信贷。

　　国庆节前的最后一周，中国人民银行从银行间市场共回笼资金550亿元，为近5个多月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而通常地，央行在长假前夕会向市场注入资金。

　　但是，有关中国经济调控政策的取向，目前还是存有很多争议，因为还有很多经济学家担心中国经济的发动机“熄火”。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下降通道的观点，为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所认同。

　　访谈

　　经济观察报：IMF在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中曾经指出，为抑制一些部门的信贷增长，中国采取行政措施仍是必要的和有效的。你是怎么评价中国通过行政手段调控中国经济的？

　　布鲁克斯：我们的执董们相信，对于约束在某些部门，特别是涉及到过度投资的部门的信贷增长，行政手段依然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在我看来，在中国的金融部门没有达到先进经济体的发展程度的条件下，行政手段可以帮助那些市场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在各种行政手段中，对那些可以加强经济体中较脆弱部门的银行借贷的监管的手段，我们是认同的。这些手段能帮助减少影响银行体系稳定的风险，并保持合理的信贷增长。

　　经济观察报：IMF十分担心中国的信贷和投资再度过分扩张。但国内很多经济学家却认为，当前经济可能已进入下行的调整期，你怎么看？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风险，IMF如何评价？

　　布鲁克斯：在这一点上，整体经济看起来非常强劲。增长正在9%到9.5%的速度上运行，我们对今年增长的预测是9%。但是我们将很可能提高这个预测：第三季度的数字看起来仍然强劲，特别是出口和投资。我们预计短期内消费物价的通胀可能放缓，因为食品价格增长放缓，而因商品价格传导而上涨的非食品价格可能仅仅会部分抵消食品价格的放缓。当局应该得到很高的赞扬，因为他们成功地维持了高经济增长率，并引导经济向软着陆发展。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风险，关键的风险与投资相关。银行体系有大量的流动性，以至于信贷增长可能再次加速，投资也可能再次开始反弹。正因为如此，我们建议人民银行继续从银行体系抽出货币，取走可能点燃新一轮信贷扩张的燃料。

　　在中期，我们看到的前景总体而言是不错的，尽管石油价格的波动、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无序解决，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可能给当局带来挑战。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继续对金融部门、财政和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将有助于控制这些风险，并且为更进一步与世界经济融合以及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我们注意到，IMF提醒中国，在人民币汇制调整的时候要注意协调性。我们希望了解，保持协调的区域具体包括哪些，为什么？在这些具体的领域，IMF有哪些建议？

　　布鲁克斯：我们长期以来强调的一点是汇率更大的灵活性，而不是汇率重估，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因此，我们曾说的以及IMF总裁曾指出的是，我们欢迎汇率制度发生的变化，我们鼓励当局利用新安排所赋予的灵活性，因为这将加强他们国内货币政策的执行能力，也将有助于使中国经济免受经济冲击。

　　我们的执董们同意这个建议，但是这个变化以什么速度展开，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很多执董支持采取渐进和谨慎的方法来进一步提高汇率的灵活性，以为中国经济做出调整和进一步发展市场工具赢得时间。但是其他一些执董建议当局允许汇率更快地变化到能更好地反映基本市场力量的水平，因为一个更具灵活性的汇率很显然是符合中国自身的最佳利益的。

　　金融部门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协调与一些问题有关，这些是在银行准备好应对潜在的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所施加的风险之前，如果开放资本账户，银行可能面临的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在完全开放资本账户之前，引入更具灵活性的汇率的国家，特别是如果他们的金融部门比较脆弱的话，这些国家在中期有更好的成果。很多国家，包括英国、日本，一些欧洲国家和更近期的印度，在他们解除资本控制之前，已经引进了一些汇率灵活性。因此，我们支持中国当局渐进地放开资本账户，同时建设强大的和有效率的银行，并保持健全的和可靠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

　　经济观察报：IMF一些执行董事也提出：建议中国允许汇率更快地变化到能更好地反映基本市场力量的水平。这个建议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布鲁克斯：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都试图估算人民币究竟是被高估了还是被低估了，但是，我们对这些研究的分析表明，较有把握地为中国确定一个“均衡”汇率有难度。因而，我们的执董认为，更灵活的汇率，而不是简单的币值重估对于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增强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至关重要。

　　经济观察报：就你所了解的，中国政府对第四条款磋商态度如何？我们注意到，磋商报告中提的一些问题似曾相识。

　　布鲁克斯：在北京生活的这四年，我很高兴一直与中国政府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这种合作，对于帮助我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建议的质量，是非常宝贵的。除了驻华代表处与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日常交流外，中国人民银行还每年两次接待为准备中国第四条款磋商报告而从华盛顿特区来访的经济学家访问团。第四条款磋商报告，是传递我们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建议的主要工具，在中国的授权下，这个报告于2004年首次发表。

　　近年来，我们将对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所需进行的关键性结构改革方面的建议集中反映在第四条款报告中。对于结构改革，我们继续强调银行改革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们看到的过去两年中取得良好进展的一个领域。银行监管被加强了，银行运营也正在改善，特别是在三家重新注资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但是，为了建设更好的银行，更进一步的改革依然必要。我想强调，所有的银行要加强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并改善他们的商业化导向、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治理。另外，需要更大的努力去消除政府卷入银行管理和业务经营。重要的是，目前正在进行的银行所有权的多元化，将带来大量银行所需的专业技术，并提高银行治理水平。

　　经济观察报：在磋商中，IMF具体与中国的哪些财经管理部门接触过？都讨论了哪些话题？分歧大不大？你是怎么看待这些分歧的？

　　布鲁克斯：我们与很多负责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的政府机构会谈，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我们的管理人员跟国务院的高级领导也有定期的联系。我们的讨论，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这些改革是保持中国过去已经取得的非常好的经济表现所需要的。尤其重要的是，维持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建设更强大的银行，将有助于确保低通胀和平稳的经济增长，这将创造更多就业并提高中国的收入水平。

　　大体上看，IMF工作人员和中国当局，在大部分经济政策问题上有一致的认识，但是在少数领域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提交给我们执董会的第四条款磋商报告尝试去介绍中国当局的观点，同时也介绍他们的政策举措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