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的他早已是康纶纤维的发明者，转型做了原料技术提供商。 康宜华笑称现在南方四五十岁的老板，大都有一段做外贸的发家史。“因为确实太好做了嘛，呆子都能挣钱。”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人工成本每人每月才400块，现在要到3000元;政府为了促进出口，1993年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3.7调到5.7，调剂汇率更一度达到了8.7，“这是什么概念，人民币贬值，原来卖1块钱的东西一下成5毛了，那时出口生意就很好做，除了搞配额有点麻烦。” 康宜华所说的出口配额是当时进口国(主要是欧美国家)对本国商品的一种贸易保护，也是对中国外贸公司的一大制约。货物想要出口，就需要向有关外贸部门购买配额，而为了争取欧美客户订单，企业不得不高价购买配额。而且每批货物出运都需要申报许可，并采取一批一证制度，即使一批货发到两个目的港也不能共用一张许可证。 但当时人口红利和制度红利造成的价格优势再加上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仍使得康宜华对自己选的路很有信心，觉得把握对了市场机遇。 而5年后—1998年的春节，康宜华却在医院病床上手书了一封致全体同仁的信，全文6000多字，只传递了一个信息—“我是一个好的商人，但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我没有办法继续将这一企业带向更美好的未来，与其到时对不起弟兄们，还不如趁现在各方面还好时，还有资产可以分时，早些主动关门。我已失去了自信，除非谁能拿到良方能让我恢复信心。” 单从健康状况看，康宜华当时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心里来气，主动住院疗养。按理说，华瑞当时的情况不但不会让创始人动念“干脆散伙”，还应该让他想乘胜追击—适逢1998年金融危机，日韩、东南亚诸国忙于自救，正是华瑞实施抄底、布局海外的好时机。同事们也都不解，春节刚刚发完丰厚的奖金，为什么老板却如此悲观。 “花瑶事件” 康宜华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如果要散伙，1994年比1998年更有理由。那是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公司就十几个人，尚没有自己的工厂，也没有大额盈利。当通过中间商接到了犹太商人的一笔大宗订单，要求组织生产80万件花瑶衬衣时，华瑞没有细加思量自己的生产管控能力，便贸然同意接单了。 但当大批量的成衣、面料完成生产之时，客户却发出了首批出运成衣色牢度有质量问题的报告，并将已经运抵目的港的大部分货柜私吞转卖，集团未收到分文货款，加上未出运的成衣及面料，共造成了几十万美元的巨额损失。1994年“花瑶事件”发生的时候公司已经濒临破产，康宜华一开始不敢向大家公布，